我叫周德厚，五十三岁，在川东一个叫石桥坝的村子里养猪。说起养猪，我干了整整十二年。从两头母猪起家，到如今存栏两三百头，这中间的酸甜苦辣，三天三夜也倒不完。可要说最让我刻骨铭心的，还是去年那批猪。二百八十头，一次清栏，卖了五十六万七千四百一十二块。这个数字，我一分一厘都记得住。因为它不是钱，是我拿命换来的。
去年开春，猪价开始往上爬。村里人都说，德厚今年要发了。我嘴上笑笑，心里却跟明镜似的。养猪这行当，外行看的是价，内行看的是本。玉米、豆粕、麸皮，哪样不在涨？更别说防疫、水电、人工。猪价是高，可成本也高。就像在河里捞鱼，水涨船高，捞到手里，指缝里漏了多少，只有自己清楚。
我跟老婆刘翠花盘算了一遍。家里存栏的大小猪加起来三百出头，其中二百八十头到了出栏的份量。我们决定全清。一是怕高温天不好养，二是猪价已经见了顶，再压下去，万一掉下来，一年又白干。选了个好日子，给贩子老曹打了电话。老曹是邻县人，跟我们打了七八年交道，人爽快，价给得也公道。
卖猪那天，天还没亮，刘翠花就起来烧水。我摸黑去猪舍，把灯打开。几百双眼睛在黑暗里亮晶晶地瞅着我，那些大白猪挤在一起，哼哼唧唧的，像知道自己的命数。我没来由地一阵心酸。这些畜生，从仔猪开始，一日三餐，防疫打针，天热开风机，天冷垫稻草。有一头通体雪白，就是耳朵上有块黑斑，我叫它“黑耳朵”。它最亲人，总爱往我跟前凑，拿鼻子拱我的裤腿。等会儿，它们全得上车。
老曹带来两辆大卡车。十几个抓猪的壮汉，捋起袖子进了猪舍。一时间，猪叫震天，尘土飞扬。我站在门口，看着一头头肥猪被绑上腿，抬出去，扔上车。黑耳朵被抬走的时候，挣扎得最凶，四条腿乱蹬，叫得撕心裂肺。我别过脸去，没敢看它最后一眼。刘翠花站在旁边，眼睛里也蒙着一层。她跟我说，老周，等这批卖完，我想去县城看咱闺女，给她买身新衣裳。我点头，说，好，卖了猪就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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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秤从早上七点一直拖到下午两点。太阳毒辣辣的，晒得人头皮发麻。老曹拿着个本子，一笔一笔地记。最后一头猪过完磅，他递过计算器，上面那串数字亮得晃眼：五十六万七千四百一十二。我盯着看了好一会儿，又把计算器递给他，说，再算一遍。他又算了一遍，一样。我掏出烟，递他一支，自己也点上一支。手有点抖，不知是累的，还是激动。十二年，这是头一回单批猪卖出这个价。可我心里也清楚，这五十六万多，不是净赚。那背后的窟窿，跟筛子一样多。
回家以后，刘翠花把账本摊开。那本子用橡皮筋勒着，牛皮纸的封皮磨得油光发亮。她一页一页翻，嘴里轻声念。玉米，一万八千斤，花了二万七。豆粕，一万两千斤，花了四万。麸皮、预混料、兽药、电费、水费、请人帮忙的工钱，还有几笔跟人借的买猪苗的款项。我听着，脑子里的数字像冰雹一样往下砸。最后她合上本子，抬头看我，眼睛红红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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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德厚，咱算出来了。成本，四十一万三千六百多。纯利，十五万三千八百块。”
十五万三千八。我拿过本子，把那个数字一笔一划写在手心。那掌心里的数字，被汗浸得有些模糊。十五万。我们两口子，从早到晚，在猪舍里滚了一年。刘翠花的手指头，因为常年拌料、清粪，裂得全是口子。我的腰，早落下了病，阴天下雨疼得直不起来。闺女从放寒假回来，到正月初四回学校，我们一共没陪她吃过十顿饭。十五万，是这些代价换来的。你说它多？可真不多。你说它少？可我们又离不了这十几万。
当天晚上，刘翠花做了一桌子菜。有肉，有鸡，还有一瓶我藏了好久的白酒。我们俩坐在堂屋里，开着灯。桌上那碗红烧肉，油亮亮的。刘翠花往我碗里夹了一块，说，今天过年。我笑，说，过年还差着两个月呢。她没笑，低头扒饭。我看她，忽然发现她的白头发又多了，鬓角那里，像落了一层霜。我想起三年前，也是清栏，那批猪赶上猪瘟，两百多头，死得只剩几十头。那一年，我们赔得精光。刘翠花坐在猪舍门口哭，哭完了，进去把死猪一头头拖出来，埋了。那个冬天，家里连买煤的钱都没有。她只字没提回娘家。她娘家在邻村，她娘劝了她多少回，说别养猪了，跟德厚去打工。她不去。她说，德厚离不开猪，我也离不开他。
第二天，我们去县城还钱。欠人家的猪苗款、饲料款，该还的一分不少。刘翠花把一沓沓钱递过去，回来的时候，包里瘪了。她去给闺女买了两身衣裳，又给我买了双鞋。那双鞋一百八，我嫌贵。她说，你脚上那双都张嘴了，穿出去不怕人笑。我试了试，软和，可还是舍不得。她说，钱是挣出来的，不是省出来的。我拗不过她，穿着新鞋走出店门。太阳照在地上，我的影子踩在脚底下，稳稳当当。
接下来几天，我们把猪舍彻底打扫了一遍。该修的修，该补的补。我拿水泥把东北角的墙缝堵上，又给产床换了新垫板。刘翠花说，歇一阵再进仔猪。我也这么想。可心里又慌。猪舍空着，像少了半边魂。晚上躺在床上，我总不自觉地听，听猪舍那边有没有猪叫。没有。静得让人发毛。
有天傍晚，我坐在门口剥花生。老曹来了电话。他说，德厚，最近猪价掉了点，你还养不养？我说，养。我算着过完年，等温度上来，进两百头仔猪。老曹说，好，我帮你问。挂了电话，我望着远处。天边烧着一大片晚霞，红彤彤的，像刚出栏的猪肉色。我忽然就想起黑耳朵。它要是在，这会儿肯定又拱过来了。
半个月后，我进了二百二十头仔猪。都是好苗子，白里透红，叫声脆亮。刘翠花跟我不一样，她一看这些小东西，眼睛就发亮，像年轻了十岁。她蹲在栏边，拿奶瓶喂一只抢不上食的。嘴里轻轻哼着：“小猪小猪快快长，过了冬天就是春天。”我站在门口，心里热腾腾的。
如今这批猪已经长到了六七十斤。一天一个样。刘翠花每日在圈里转，嘴里叽叽咕咕，像跟猪说话。我笑她，她也不恼，说，猪有灵性，你待它好，它就能给你长膘。我没读过多少书，可这话我信。这十二年，我不是靠运气活过来的，是靠这些不会说话的畜生，靠我老婆的那双手，靠这片地上长出的每一粒玉米和每一根秸秆。
那五十六万七千四百一十二，在账本上早就翻过去了。十五万三千八的纯利，也花了，还了，变成衣裳鞋子和墙上的新电线。可你要问我养猪值不值，我回答不上来。我只知道，每天早晨推开门，闻见猪舍那边飘来的气味，我的心就落到了实处。那气味说不上好闻，可它带着一股子活泛劲儿。那是日子的味道。是拿钱买不来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