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九三年春天，西安的沙尘暴比往年来得早。三月头上就开始刮风，黄蒙蒙的土粒子从北边漫过来，把钟楼的轮廓都糊成一片模糊的影子。我站在东大街的办公室窗前往外看，街面上的人裹着纱巾捂着脸，走得急急忙忙的，像是身后有什么东西在追。
我在省物资局下属的有色金属公司干了十年。十年了，从仓库保管员干起，后来调到业务科跑采购，再后来坐进了这间办公室，管着一摊子铜材调拨的活。说白了就是给省内那些电线电缆厂、电机厂分配指标，谁家要多少吨铜杆铜板，走个手续就完了。计划经济那套熟门熟路的，干的年头长了闭着眼都能把流程走下来。可那几年不一样了，市场放开了，价格一天一变，前半年定好的合同后半年就不算数了，供货方要涨价的电话隔三差五打过来，我们往下游企业收的款又跟不上，两头夹着，日子不好过。
我管铜这块管了五年，那五年里铜价起起落落，最低的时候一吨一万八，高的时候两万二三，波动幅度不算大，对我们搞物资调配的人来说，也就那样。可到了九二年底九三年初，我发现不太对了。
先是铜陵那边来的电报，说冶炼厂减产，因为进口铜精矿的渠道被卡了，海上运不过来。然后是江西和安徽的几个大矿，年后迟迟没开工，说是井下渗水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复产。再往下游看，南边沿海那些乡镇小厂跟雨后春笋一样往外冒，以前都不在采购名单上的客户一个接一个打电话来问，说要铜板要铜杆，多少都要，急着开工。
我心里有个念头，跟压在水底下的葫芦一样，使劲往水面上浮。我蹲在仓库里翻前几年的台账，把铜价的走势画在一张坐标纸上，横轴是年份，纵轴是吨价。那条线跟爬山似的，起起伏伏，但大趋势一直在往上走，从八五年的万把块钱一吨，到九二年的两万出头，七年翻了一倍。今年供应紧，需求旺，我估摸着铜价还得往上蹿一截。
可具体蹿多少，谁也不知道。我问过省里搞有色金属研究的几个老同志，他们有的说可能会涨到两万五，有的说两万八顶天了，还有一个姓周的老头儿神神秘秘地跟我说，小张，你看着吧，今年过完年，铜价要翻跟头。我问他翻到什么程度，他伸出四根手指头晃了晃，没说话。
四万？我当时心里咯噔了一下。一吨四万，那是什么概念，比现在的行情快翻倍了。可老周干了一辈子有色，他说的每一句话我都得掂量掂量。
那天晚上我躺在单位的单人宿舍里翻来覆去睡不着，脑子里全是老周那四根手指头。天花板上有一道从灯管往下走的裂缝，我盯着那条裂缝看了半宿，像盯着一条等待开闸的河道。我翻了个身，从抽屉里摸出个破本子，借着手电的光把这一年攒的工资和奖金算了算，加上去年年底发的分红，拢共能凑出不到三万块钱。三万块能买什么？一吨铜都买不到。
我闭上眼，听到隔壁宿舍老马打呼噜的声音，一声接一声的，很均匀。均匀的声音比乱七八糟的声音更让人睡不着。
第二天我去找了我爸。我爸退休前在银行干了半辈子信贷，认得几个人。那天我去他那儿，他正在阳台上浇花，几盆月季和一盆文竹，侍弄得挺好，叶子绿油油的。我坐在他边上，把铜的事说了，我说爸我想借钱，借一笔大的。
我爸把浇花的水壶放下了，在裤腿上蹭了蹭手上的水。他看了我一眼，说你借多少。
我说我想弄三百吨。
我爸手里那把水壶差点没拿稳，搁在花盆架子上的时候磕了一下，瓷的壶沿磕出个白印子。他盯着我看了好半天，太阳从他背后照过来，把他头上的白头发照得亮晃晃的，那些年他老得越来越快了，下颌的肉松下来，喉结显得格外突出。
他说，三百吨铜，你知道三百吨铜是多少钱？
我说现在市场价大概是两万三四一吨，算下来七百来万。
我爸没说话，坐到那把藤椅上去了。藤椅吱呀响了一声，他靠在椅背上，两只手搭着扶手，指尖有一下没一下地敲着。过了很久他才开口，说他认得一个做有色金属生意的老板，姓蒋，以前在省物资局干过，后来下海自己干了。这个人手里有资金，也有门路囤货，如果我的判断是对的，他可以出钱帮我做这一笔，但我得把全部身家押进去做抵押，赚了对半分，赔了全扣。
我听完没有立刻点头。阳台上的文竹被风一吹，细小的叶片簌簌地响。楼下有小孩在巷子里踢毽子，铜钱做的毽子底，踢起来当啷当啷的，声音清脆又单薄。远处传来收废品的喇叭声，拖长了嗓子喊，收——旧——报——纸——旧——书——本。那声音在春天的空气里飘着，拐了几个弯才消失。
我回家跟我媳妇商量这件事。她正坐在床边给儿子织毛裤，两根竹针在她手里交错着，毛线在她指间缠缠绕绕的，速度不快不慢，一看就是老手了。我把事情跟她说了，她手里的竹针停了一下，然后又动起来，继续织。
我说我觉得这事能成。
她说要是成不了呢？
我说那咱们就什么都没了，房子可能都得押出去。
她的针又停了，这回停了很久。她抬起头看着我，脸上没什么表情，可她的眼睛里有东西在转，像是一个人在心里把无数的可能过了一遍又一遍。最后她把毛裤搁在膝盖上，把竹针拔出来插进线团里，把线团放在床头柜上。
她说你去吧。你要是觉得行，就去做。钱没了可以再挣，房子没了咱回老家跟我爹住。可你这辈子要是错过这个，你心里那口气咽不下去。
那天晚上我躺在她旁边，听着她均匀的呼吸声。窗外的月光从窗帘缝里漏进来，一窄条，落在她的半边脸上。她睡着以后眉头还是微微皱着的，像有什么心事没放下。我伸手把那缕遮在她额头上的头发拨开，她没醒，只是在睡梦中把脸朝我这边转了转，靠得更近了一些。
三天后我去找了蒋老板。他在东关正街那边租了一间门面，外面挂的牌子叫"秦峰金属材料公司"，里头的办公室就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部电话，墙上挂着一张中国地图，上面用红笔圈了好几个地方。他四十来岁，方脸，大背头，戴一副金丝边的眼镜，说话的时候两只手在桌面上交叉着，像是握着一件看不见的东西。
我把我的判断跟他说了，每一点都摆出来——矿山减产、进口受阻、下游需求井喷。他从头听到尾，一句话没插，等我讲完了，他摘下眼镜用一块绒布慢慢地擦着镜片。
他说小张，你这些信息我都知道。我比你更早就在看这批货了。可囤铜这事，量大，周期长，仓储费、保险费、资金利息都是成本，你算过没有？
我说算过。三百吨，找地方存半年，按现在的仓储费来算，加上保险和利息，差不多十万出头。
他擦完镜片重新戴上，看着我。他说你手头有多少钱？
我说能凑出三万，剩下的人你出，赚了对半分。
他没说话，从抽屉里拿出一个计算器来按了一通，然后靠在椅背上，眼睛看着天花板上的日光灯。日光灯管有一根在闪，噼啪噼啪的，闪了三下才稳住了，白光白花花地铺下来。
他说行。不过三万不够，你至少要出十万，剩下的我出。你回去想办法，不管借也好卖也好，十天之内把十万凑齐。凑不齐这事就算了。
从蒋老板那儿出来的时候，西安的沙尘暴又起来了。黄风裹着细沙子打在脸上，针扎一样疼。我眯着眼睛骑自行车往回走，车轮碾过满街的黄尘，留下一道印子又被风抹平了。
那十天我跑断了腿。我把我爸给我攒的结婚钱翻了出来，又把媳妇陪嫁的那对金镯子卖了，还跟我两个同学各借了一万，凑来凑去最后还差两万。最后一笔是我妹给我拿出来的，她在纺织厂上班，攒了一年多的工资，存折上有一万八，她留了八百，把一万七千二全取出来给我了。我说妹我给你写个借条。她说你写什么写，你是我哥，我能不帮你？
十万块凑齐的那天下午我骑车去蒋老板那儿，把钱交到他手里。那钱用塑料袋装着，一层一层裹起来的，拆开的时候能闻到纸币经年累月积攒下来的气味，不是钱本身的味道，是我爸的藤椅、我媳妇的衣柜、我妹的纺织厂更衣室、我同学的自行车后座这些地方混合在一起的气味。蒋老板数也没数，拿手掂了掂就锁进了柜子里。
他打了个电话，那头大概是仓库那边的，他对着听筒说了几句话，然后挂了。他转过来说，货已经在铜陵那边装车了，两天后到，三百吨，纯电解铜，每吨三十五块。
我愣了一下，说不是两万三四吗？怎么变成三十五块了？
他说那是公斤价。小张，你搞了这么多年有色金属，铜的报价什么时候按吨报过？三千五一吨，那才够离谱的。三十五块钱一公斤，合下来三万五一吨，比现在的市场价高了整整一万多一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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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后背瞬间出了一层冷汗。之前跟蒋老板谈的时候我一直是按两万四一吨盘算的，三百吨下来就是七百二十万，哪怕涨到四万也能赚不少。可现在进货价就是三万五了，我算了一下账，三万的进货成本，加上仓储利息十万，合下来每吨成本已经接近三万六。如果年底之前铜价不涨到四万二以上，这笔买卖就白干。如果涨不到四万，那就亏了。
我坐在蒋老板那张吱呀作响的椅子上半天没动。脑子里在飞快地算，手指头在膝盖上掐着数字，越想心越凉。可货已经在路上了，我凑的那十万也已经锁进他柜子里了，开弓没有回头箭。
蒋老板看我不说话，递了一杯茶过来。茶叶是普通的茉莉花，热水冲下去浮起来好几朵干花，在茶杯里慢慢舒展开。他喝了一口，说怕了？
我说不怕是假的。
他说怕就对了。不怕的人干不成这个。铜价我估摸着还要往上，今年年底之前破四万是板上钉钉的事，你信我。
那三百吨铜到西安的时候是三月下旬。蒋老板在南郊租了一个闲置的工厂仓库，里面打扫过，地面铺着干稻草，通风干燥。十二米长的解放卡车拉了六车，每一车五十吨，铜板码得齐齐整整的，一摞一摞地叠在仓库里，灰蓝色的金属表面泛着一种沉静的光泽。我站在那些铜板前面，伸手摸了一下，冷冰冰的，带着一种金属特有的涩感。三百吨铜，堆在那里就跟一座小山似的。
后来那两个月我几乎隔两天就往仓库跑一趟。值班的老头儿姓魏，是个退伍兵，抽烟抽得凶，牙都熏黄了。他看见我就说小张你又来看货了，放心，跑不了，我在这儿睡呢。我把仓库的门推开一条缝往里看，那三百吨铜安安静静地堆在里面，头顶的日光灯照着它们，光被铜板表面反射回来，把整间仓库照得亮堂堂的，可那亮堂是凉的，像深秋的月光照在水面上。
四月底的时候铜价蹿到了三万八。五月中旬到了四万一。蒋老板打电话给我，说明天到四万二就把货出了。我说再等等。他说等什么？我说再等。
六月头上，铜价到了四万五。蒋老板忍不住了，亲自来仓库找我，站在那堆铜板前面跟我说，小张，四万五了，再不出我怕往下掉。我说再等一周。
那一周我什么都没干，每天坐办公室盯着有色金属报上的价格行情。眼睛盯着那行数字，心悬在嗓子眼里，连中午饭都不怎么吃得下。宿舍床头堆着那几期报纸，边角都被我翻得起了毛。六月八号那天的行情出来，铜价跳涨到了四万九千五。
六月十号，我们出的货。蒋老板联系的买家是广州一家电缆厂，派了车来拉，一吨四万九千五，整三百吨，一分不少。那天太阳大得很，我站在仓库门口看着最后一辆车装满铜板开出院门，车斗里的铜板在阳光下亮得晃眼，一辆接一辆开走，仓库慢慢空了，只剩下地面干草上留下的压痕和铜板搬动时蹭出来的一些金属碎屑。
魏老头儿蹲在门口抽他最后一根烟，跟我说这下踏实了吧。我点了点头，可他不知道，那一刻我站在空了的仓库里，看着地面上那些被压平的稻草，心里说不上来是什么滋味，高兴是有，可还有一种空了以后留下来的那种空洞感，像是一口气冲到了顶然后泄掉了，身上轻飘飘的找不到支点。
后来算账。总销售额一千四百八十五万，刨去进货成本一千零五十万，再刨掉仓储费利息和运输费用，净赚了三百多万。按照一开始谈好的对半分成，我跟蒋老板各拿了一百五十多万。
那天晚上我回家，把那笔钱的事跟我媳妇说了。她正在灶房里炒菜，油锅滋滋地响着，她听我说完，手里的锅铲停了一下，然后继续翻菜。把菜盛出来端上桌，解了围裙挂好，坐下来看着我。
她说那你心里踏实了没有？
我想了想，说踏实了。
她说那就行。吃饭吧。
我们俩坐在饭桌边上，她把菜往我碗里夹了一筷子。窗台上那盆文竹是我爸后来分出来给我的，放在窗台角上，叶子细细碎碎的，风一吹就摆动起来。灯罩底下落着一只蛾子，翅膀扑闪扑闪的，在灯光的边缘绕了几圈又飞走了。
我后来的十几年没再碰过铜。那笔钱一部分拿去还了当初借的债，一部分存了定期，剩下的在西安买了一套房子，又盘了一间小铺面，开了一家五金店。生活慢慢安定下来，跟所有普通人一样，上班下班，看孩子写作业，周末回我爸那儿帮他浇花。
可我每次路过南郊那个仓库旧址的时候还会停下来看一看。那地方后来拆了，盖成了居民楼，红砖外墙的六层小楼，阳台上晾着被子和衣裳，有人在窗口弹烟灰，有小孩在楼下骑着小三轮车转圈。完全看不出来二十多年前那个地方曾经堆着三百吨铜板，堆着一个三十出头的人全部的家当和胆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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偶尔有人问我当年那笔生意的事，我很少主动提。不是不愿意说，是说不明白。那种感觉没法用几句话讲清楚，你站在一堆冰冷的金属前面，摸着那些铜板，闻着机油和灰尘的气味，心里算着一个如果错了就会一无所有的数字，那个瞬间只有你自己知道，别人听了也理解不了。
老魏头儿前两年走了，我送了花圈，在他家门口站了一站。他儿子接待的，我不认识，客客气气的说了几句就走了。回去的路上经过当年的南郊，那条路拓宽了，两边的梧桐树比当年高了不止一倍，树冠遮住大半条街道，阳光从叶子的缝隙里漏下来，在地上洒了一路碎金。
我骑着一辆新买的电动车从树荫底下穿过，风从耳边吹过去，带着初夏的草木香气。忽然想起一九九三年那个春天，沙尘暴刚过去的第二天，我一个人跑到蒋老板的办公室，把兜里那十万块钱放在他桌上，手心里全是汗。那时候我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，不知道三百吨铜会不会砸在手里，不知道自己这三十多年里最冒险的一个决定，是把我往上托了一把还是往下拽了一跤。
后来什么都知道了。